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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进入商业世界,他能否倒逼国球继续改革?

发布时间: 2017-11-09 13:54:47   作者:三声   来源: 三声

摘要: 时隔五个月,刘国梁再度回到公众视线,这一次的身份是商人。

 时隔五个月,刘国梁再度回到公众视线,这一次的身份是商人。

  11月6日,中国女子乒乓球功勋运动员王楠在社交媒体透露,刘国梁将携手王楠夫妇一起“下海”经商。随后,刘国梁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此事,

  他写道:

  “新尝试.新挑战!我们携手老朋友.新伙伴在威海市南海新区,共同打造体育休闲特色小镇典范,今天正式启动啦!让大家携起手来一起努力,把握历史机遇,推广全民健身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热爱体育、参与体育、把体育融入生活,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喜欢创新,也喜欢挑战,渴望在不同的领域做各种尝试,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我也能更深度的剖析、了解体育的多元化,更深刻的理解体育内涵,积累宝贵经验,更好的为中国体育事业做贡献!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这组乒乓球前国手创业者的合作方是地产公司雅居乐。其官方新闻公告介绍道:11月6日,雅居乐联手刘国梁以及王楠夫妇,与威海市南海新区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雅居乐将斥资500亿打造体育产业特色小镇,刘国梁将担任本项目的首席顾问官。

  王楠老公郭斌是这场新闻事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在五个月前,他曾用激烈的语言表达对刘国梁的支持和对主管单位的批评,这场举国关注的任命成为刘国梁正式离开乒乓球事业的决定性原因。

  6月21日,乒乓球协会宣布国家乒乓球队管理模式将进行改革:不再设总、主教练岗位,刘国梁改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实际上,此前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已经有18位了。让战功赫赫的刘国梁从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这样的实干职位离开,前往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副主席的位置。

  由此引发了中国乒乓球男队主力队员的激烈反应和社会舆论的全面关注。这场轰轰烈烈的“哗变”最终并未改变刘国梁在体制内的原因,也让“刘国梁”变为一个或多或少的敏感词。作为国乒“第三次创业”的推动者和实施者,刘国梁不仅让这支冠军之师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包揽该项目的所有金牌,还将这支队伍打造成商业价值极高的“网红之师”。

  46岁的郭斌与刘国梁有着超过二十年的友谊,根据此前媒体报道,王楠和郭斌的姻缘中也有刘国梁的功劳。2008年,郭斌和王楠在山东威海正式登记结婚,前者的主要事业便是在威海经营房地产生意,而刘国梁此次投身商海的体育小镇也正是位于威海。

  虽然郭斌并非体育行业人士,但因为性格豪爽、人脉广泛,又好打抱不平与仗义执言,在乒乓球圈子里有着非常不错的口碑和影响力。2017年7月16日,郭斌还在本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上透露,“领导劝让我担任辽宁省乒协主席”,十几年前,仅有二十多岁的郭斌还出任过山东威海的乒协副主席。

  郭斌明确表示了对于这个职务缺乏兴趣,“出力不讨好”。他也借机表达对于体育产业改革的想法。“此次也是体育改革,是利用企业和体育的结合以及优势互补,更好地推广全民体育健身运动。”

  这显然不是郭斌的理论表达。在四个月后的11月6日的,郭斌在自己长期经营的城市与雅乐居、刘国梁牵手进入了“企业和体育的结合”和“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之中。根据这项合作协议,这个计划中的体育小镇以“全民体育”、“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为理念,以专业体育培训服务为支撑,导入国家级运动导师资源、国际性体育教育平台,打造国家级体育后备人才培育基地。

  同时,该项目将融合滨海休闲度假、医疗康养服务、高端教育配套、主题商业配套等城市功能的国家特色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某种意义上,文旅项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从业者认为是房地产市场的新机会。这场文旅项目热的背后,不仅是中国正在出现的消费升级运动和土地经营理念的变化,也是受益于宏观政策影响。

  2017年3月,发改委等八部委联合推出《“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意在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升级。打造特色小镇和投资古城镇成为一些房地产商的选择。克而瑞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旅游地产销售额同比增长大概40%,而到了2017年上半年已同比增长至60%。而恒大地产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动用48.6亿元人民币在江苏省拿下34块土地,并全部配有旅游项目规划。

  “体育+地产”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也与所谓的小镇热潮相互结合。仅以冰雪项目为例,两大地产巨头万科和万达已经分别在东北地区建造了自己的滑雪小镇,而北京和张家口冬奥会的红利也快速催热了张家口地区崇礼小镇的滑雪产业和地产价格。

  就在今日,《中国基金报》从中国政府采购网获悉,中体竞赛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方)、中体产业(600158)、中体地产仪征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等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铜山体育小镇片区开发建设PPP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合作年限为25年(含建设期,建设期不超过5年)。

  实际上,这也并非雅居乐第一次涉足“体育+地产”。9月9日,雅居乐与上海阿里体育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拓展体育产业园、产业基地、特色小镇、体育场馆规划建设运营、体育大数据体系、社区体育服务体系及和体育相关的体育IP内容、教育培训、建设、物管、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并推进项目落地、招商运营等。

  8月14日,雅居乐与上海泉林大河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开展体育IP合作、社群营运、体育文化媒体产业、体育旅游、体育上下游产业及相关体育配套功能项目方面的合作。

  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在体育行业与威海地方同时拥有多年交往经验的郭斌处于非常有利的交叉点,而路途不顺却人气极旺的刘国梁显然是这个体育小镇非常珍贵的品牌形象和资源集合人士。

  在现场致辞中,刘国梁提出,“目前全民健身已经逐步上升成为国家战略,这使得中国体育产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体育已经慢慢演化成了一种有着多元化需求、尽情彰显个性、从骨子里热爱运动的文化。”

  长期浸染于举国体制和严格的国家队生活之中,刘国梁在公开表达中往往会带有较为正统的说法,这几乎是他无法摆脱掉的话术习惯。比如,他在昨天还说道,“我觉得这次的威海雅居乐体育休闲特色小镇项目,既顺应体育改革的潮流,又符合老百姓的需求,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刘国梁的这番话也并非冠冕堂皇的言论。这位少年出名的乒乓球天才,也深知传统体育选拔和管理体制对于项目本身的限制。在接过国乒主教练的交接棒之后,虽然面对有了一些起色的外敌,但刘国梁仍然将主要改革方向放在新的时代顺应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让乒乓球继续保持“国球”的地位与人气。

  在这个过程中,刘国梁坚定而不遗余力,甚至动用偶像包装的方法推动乒乓球被更多的年轻人熟悉和热爱。让乒乓球真正成为“全民健身”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刘国梁主导的“第三次创业”中的重要命题。

  效果是显著的,在保证梯队建设的同时,国乒队创造了商业意义上的明星,并且逐步被称为“胖球队”,亚文化传播中需要的因素也都在纷纷备齐。例如,人气火热的张继科在娱乐舞台上不断亮相,拥有了自己的庞大粉丝势力,并且获得了极高的商业认可。2017年5月末,《体坛周刊》公布了中国体坛财富榜。张继科仅排在孙杨之后,以60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名列第二。

  在央视春晚小品中被调侃后,乒乓球的公众形象一度遭遇危机,这个政治意义极强的运动在刘国梁的努力下开始逐渐亲民。在《三声》在6月的采访中,前去无锡亚锦赛看比赛的资深乒乓球迷小新表示,近几年的乒乓球的人气确实上涨了很多。“几年前乒乓球比赛只有老头老太太看,门票几十块都卖不动。但今年我去看亚锦赛,680的门票几乎都抢不到。”

  不过,刘国梁曾经发挥的改革作用是否会延续到他的商业生涯中,或者说,这位家喻户晓的乒乓球巨星,能够借助商业的力量继续他曾在体制内推动的改革,目前尚不得知也无法断言。

  在中国体育改革史上,明星运动员有很大机会成为推动体制改革的关键力量,而这也对运动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商业与官场、手段与手腕、声望与口碑必须全部具备。

  姚明是目前为止最佳的例子。这位在NBA建立了中国和自己品牌的篮球巨星,不仅在运动员生涯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也在商业世界颇有建树。正是这样的商业能力和实力,让姚明在推进体育改革时拥有了更进一步的资本金。

  目前,姚明名下已有17家公司(共21家,17家为存续状态),再加上妻子叶莉持股的5家公司,公司总数已超20家。除了与体育相关的熟知领域,姚明已涉及的金融板块还包括餐饮、体育、股市、音乐、红酒、房产、影视等等。

  推动中国篮球体制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是姚明的追求,他也面临着危机和难局。中国国家队在姚明2011年退役后就陷入长期的低谷和重建期,两届奥运决赛圈10场比赛全败,亚洲篮坛霸主地位也难以确保。而在联赛层面,篮协的管理方法始终落后于商业迅速发展的联赛,和国家队相互关联进入某种困境。

  这爆发出诸多激烈地冲突,一度让中国篮球职业联赛成为体育暴力事件的重灾区。裁判水平、操守和威望欠缺的问题、外援引进和本土球员培养之间的平衡问题、联赛商务开发与俱乐部连年亏损的问题、大赛不容有失与锻炼新人的问题……纷乱地纠缠在一起,加重了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难度。

  和刘国梁早早成为少帅不同,姚明的改革自上而下、从商业到体制。在经营俱乐部方面,姚明就树立了良好样板,除了在外援制度、主场运营和球队管理方面做出突破。重要的是,姚明在合适地时机从外围倒逼改革,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政治智慧和手腕灵活。

  2016年初,姚明联合18家俱乐部成立CBA联赛公司即“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公司的副董事长。此举意在激活职业联赛的商业造血功能,解决俱乐部经营困境。

  姚明的“倒逼”式改革并非一帆顺风。姚明关于成立中职联的动议从一开始在国企球队就遭遇障碍,疑问之一在于如何控制这个公司的运营风险,以及如何中国篮协彼此协调,如何实现“管办分离”。在筹备的几个月中,姚明的大量精力放在交流和沟通上,即便如此,也难以20家俱乐部的统一。只有18家俱乐部的总经理参加了中职联的成立大会。

  随后,姚明在中国篮协大会上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延长联赛时间、增加联赛场次、南北分区、分区内外双循环赛事数量调整、缩短国家队集训时间、采取美国式的邀请制度、取消亚洲外援,把其他外援上场时间缩减成四节四人次。

  不过,这样的改革方案遭到了否决,中职联的诸多建议也多难以进行。长期存在的管理体制和俱乐部利益是横梗在姚明面前的重要障碍。但是姚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改革进取,他利用在政协的发言、篮协的谈判、中职联内部协调以及媒体采访中,一直不顺利却不停息的推动篮球体制改革。

  2017年2月,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姚明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主席,标志着中国篮球的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也意味着姚明在改革中的位置和话语权发生了积极变化。10月20日晚,上海男篮在官微上发出公告,正式宣布姚明退出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实现“政商分离”的姚明更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中国篮球改革当中。

  在国球体制内遇到挫折而选择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文旅地产行业的刘国梁,与海外留洋归来、运用商业能力和行业影响力推动改革的姚明,非常难以完全对比和要求。但是,如果还要持续改革自己曾经热爱和付出的体育运动,并且在商业世界中同样获得成就,刘国梁可能还需要向姚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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